李鹏这个人;北戴河消暑前的政治局会议
刚刚有北京的朋友来问我说,李鹏死了,你知道吗?我说什么时候死的,他说红二代说了,昨天晚上十一点多钟。我说哎呀,不要着急,如果他真死了,那几个小时之内新华社就会发消息了。如果今天没有发消息,那么说明他没有死,或者说在病危之中。这么大的年纪,走也正常。
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李鹏真走了,很多人是蛮失望遗憾的。他被认为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邓李杨集团」里在世的唯一成员。李鹏毫无疑问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不管他什么时候死,不管他以什么方式死,历史的耻辱碑上都会有他的名字。
不过,我们真正一起来检视一下李鹏在政治上崛起的过程,有一些事情大家未必能完全接受。比如说他当电力工业部部长是谁主张的呢?除了老部长刘澜波,最欣赏他的人是胡耀邦。胡耀邦就在1980年的一份批示上特别提出来要把李鹏提为部长。
我们都知道,李鹏是所谓中共烈士之子,也被认为是周恩来的养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背景,有了他后来留苏的经历。由于他在水电系统的一个专业的管理背景,他一步一步提升,在吉林的丰满水电厂慢慢崛起。我们早一段时间大家热烈讨论的三峡工程,那也是他的力作。
不管怎么样,人们最不可原谅的,或者是在他永远的人生历史中间最大的一个羞耻,就是他当时候和赵紫阳的权力斗争中间主张用武力手段来对付学生,甚至跟赵紫阳的权力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个事情人们永远不会原谅,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么一个人物。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政治事件,人们也把这个人物过于脸谱化。举个例子说,李鹏在国务院的人际关系就比赵紫阳或者其他的总理还要好一些,他对他的同僚部属好像还是处理得比较不错。这个和他在海外的形象,尤其在1989这一代人心中的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1976年的四五事件,李鹏也卷入其中。中共的公安部门查出来有一些四五事件涉案人员逃走时坐的就是当时候李鹏所担任局长的电力局的汽车。邓颖超还特地给朱琳打电话:如果李鹏不见了,你们一定要查一下李鹏最后的时候是跟谁分手的。这样的话,大概可以找出李鹏的线索。
有一年李鹏出访的时候我曾指出,李鹏的这个屠夫形象有一点过于的脸谱化。我这个讲话遭到当时候支持民主运动的人的严厉批评——你怎么能为李鹏讲话呢?我当然不是为李鹏讲话,我只是讲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从中国国务院的一些官员中间得到的一些消息,说李鹏在外面形象很糟糕,其实在国务院的形象还可以。但是我把这个情况如实告诉大家的时候,大家觉得不能接受。
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1989年六四他立了那么一个汗马功劳,但是他并没有接任中国的总书记,而是由本来准备退休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了总书记——可见当时北京的最高层还是考虑到了,李鹏这样一个形象恶劣的人物是不宜担任中共的中央总书记。
李鹏有没有走,我完全不能肯定或者否定,我只是说如果他真走了,几个小时之内大家就会看到消息。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马上就要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会议形式,而是一种漫谈,一种交流。但是大家还是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一种非规范性的会议,有可能会出大事情。去年就有这样的说法,我当然认为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
一两个星期之后,有一些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有可能就会在中共的媒体里面消失一段时间。不过在消失之前,他们还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政治局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里面是有可能会涉及的第一个就是中美贸易谈判。当下的经济形势,经过了一年的缠斗和起起伏伏,我觉得中共应该对中美贸易战大体上有了共识——这个贸易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双方各自利益的牵扯,这一场贸易战要形成鹰派希望的那样全面的脱钩、全面对抗几乎是不太可能的。要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那有时候就需要释放一些善意,有时候就需要一些订单。无论是订单还是善意,或者是其它方面的举动,他们都希望华盛顿也进行相应的回应。这就是在大阪会议之后我跟大家讲的,中美贸易战会出现长期的缠斗。
美国的财长姆努钦和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下个星期,也就是在北戴河消失之前,他们会前往北京。也许他们会有所突破,也许他们又是原地踏步。不管是那一种情况,总之中美贸易谈判的这种例行性会议已经恢复了。
既然有了例行性的会议,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在川普总统连任之前,中美贸易谈判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格局:如果不能形成大的突破,那双方就继续这么玩下去——你来一下华盛顿,我来一下北京;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又制造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还依然存在,有一些问题又产生。总之这么反反复复,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就是我在贸易战一开始做的判断。到现在为止,似乎没有超过这几个字的范畴。
但是双方都不希望这个游戏这么长期玩下去,他们急不可待。从美国的角度来讲,鹰派们希望给予中共一个结构性的威胁,一个出于根本价值的颠覆,或者说让中共完全降服,或者说要跟中共进行完全性的对抗——同样的敌意也在北京。其实对于两个老板而言,无论是习近平主席还是川普总统,他们当家才知柴米贵,所以他们两个人才会在这个过程中间表现出比较理性的色彩。虽然他们——尤其是川普总统偶尔可能发发脾气,偶尔要举举大棒,事实上他们各自都期待着对方给自己一份友善。为了这份友善,有时候他们对对方的吹捧简直用「肉麻」来形容都觉得太轻了。
从目前看起来,中美贸易战出现大的颠覆性、戏剧性的改变的可能性比原来预计的要小一些。现在处于一个重新和好之间的羞涩期,羞羞答答——美国也对中国的一些商品表现出某一种善意,比如对一些产品像医疗、电子元件等特别的减免税,听说减免税的中国商品有了110项;对华为的态度,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接受了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建议尽快地恢复出口,能够让这些企业跟华为做生意——当然需要一个临时的许可证——也是杜攸攸之口,让那些想一下子把华为掐死的人有个心里舒服的由头,也给那些想试图跟华为全面展开合作的企业制造了些障碍,也给自己的国家安全有了考量。
另一个涉及专项讨论就是现在香港的问题。从香港的立法会被冲击到昨天的中联办被涂污,到元朗事件一批暴力分子对无辜平民施暴,这些行为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大家似乎感觉到事情非常之大,我们也非常的担忧香港是不是出现更糟糕的状况。
在我看起来,香港现在的局势仍然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要求香港走向普选、要求林郑月娥下台的和平示威的发起者民阵平台,主体的力量一直试图避免激烈的冲突,通过和平理性的手段来推动香港一步一步走向普选,走向林郑月娥下台,走向恶法彻底撤除。过去一个月,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抗议、抗争和智慧,终于使林郑月娥实际上已经撤回了恶法,甚至林郑月娥还对香港市民表示了歉意。
香港问题的根本解决,不在于林郑月娥这个特首在不在台上,也不在于一个恶法是不是修了又撤除,而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经过了一段时间过渡以后,香港的老百姓觉得香港已经到了要依据《香港基本法》真正落实「港人治港」的时候。
由于中共内部的复杂性,由于建制派内部的多重利益,由于香港多重力量在试图控制和影响香港的局势,最终的结果使本来在香港主权回归20年之后的2017年特首普选没有得到实现,仍然让林郑月娥这种人物通过小圈子黑箱作业的方式成为了特首。
林郑成为特首很多人不服气——不仅是民主人士可能并不信任林郑月娥,实际上在中共建制派内部,对林郑月娥拆台的,对林郑月娥提出批评的,去告林郑月娥状的,对林郑月娥产生实质性威胁的厉害程度甚至要超过在街上反对林郑月娥的示威游行。
我们已经看到了,四任特首没有一个得到民众真正的支持,没有一个特首得到善终,根本的原因就是特首产生的方式出了问题。它既不像当时港英政府时期的总督,香港的老百姓毫无权利参与,就是来自于英国的政治任命。香港主权回归之后,由于香港对内地的政治法制不信任,出于这种恐惧感,当时候的政策设计者,包括邓小平和其他很多元老人物、一些专业人士、香港的各界,包括英国的政府和英国很多的专家最终设计了一套普选方案。
这种普选方案并不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会对中国内地形成某一种辐射性的作用,也不像有些人所向中共中央建议的那样,说如果你实行普选,很有可能就会选出一个分裂祖国的特首——这些说法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有足够好的方式让北京能够放心一点——即算是香港通过直选的方式最终选择他们的领导人,香港现在的政治局势、香港现在真正的民意主流、香港的生存环境都决定了不可能有港独人士来担任所谓的特首。而且,由于香港是实行跟大陆不同的海关体系,使香港能够在内地所产生的辐射性影响也是非常有限。如果你真正要阻止内地的人接受香港在北京看起来的负面影响,那么你完全可以限制中国大陆的旅游者前往香港,其实技术的手段很多。
能够使北京放心,能够有利于香港的繁荣,有利于香港自由的保障和有利于香港的国计民生,唯一的出路和唯一的机会就是普选——这符合香港基本法,符合香港的利益,符合北京的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鉴于香港的老百姓主流是通过和平理性的手段去追求合理合法的普选,那我们就不要把个别激进人士的行为和现在香港民众的主流行为画等号,也不要把元朗这个事情和香港的失控简单画等号。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发生在元朗这个事情是明目张胆的黑帮行为,是明目张胆的法西斯行为,是明目张胆的施暴——给予法律的追究、给予法律的最终处理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香港的体制在这十多年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侵蚀,但是就目前来讲,香港的法治还是被人们信赖,而且是维护香港运作的基石和底盘。正是因为我们对香港的法治还抱有信心,正是因为我们认为香港实行普选是有利于各方,而且这种普选的结果不会对中共政权产生威慑作用——恰恰相反,还有利于中共的形象。诸多因素之下,尽管香港走向普选这样一种方案在很多内地人看起来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看起来,香港确实是有可能会实施。当然,怎么实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未来还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那是另外一码事情。
香港勇敢的民众,充满着智慧的民众,脑子非常清醒保持理性的民众非常清楚知道:香港一天不能在根本上达到普选的要求,香港真正的「港人治港」不可能落实,一国两制不可能实施,不可能真正达到它原有的目的。所以,在实行普选之前,香港的民众将会继续地抗议示威,只是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比过去更为谨慎、更为小心。当这种声音越来越多地传递到北京、传递到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如果真的是负责任,真正是了解和通过他们的各种系统掌握了香港的真实情况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普选会被中共绝对拒绝。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有没有足够长时间的讨论香港普选的日程表,之前可能要进行政治体制相关的讨论,怎么给一个缓冲的时间,怎么去制定一个符合香港民众要求同时又符合北京心理需求的方案出来,现在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只是说最近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在中共的决策层在每一个月的例行政治局会议上多半都会提及到——只不过他们是怎么讨论的,在没有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它往往只是写了几个字——「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