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检察长释法:对企业家能不抓就不抓;李洪元事件的要害:不在华为也不在李洪元;汪洋能否劝动习近平尽快纠错,习仲勋曾经速撤王震邓力群
有一则消息,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先生最近的一个讲话刚刚被披露出来,针对中国最近几年针对民营企业家的抓捕问题他特别提到,该抓的要抓,能不抓的就不抓。他的这番讲话非常明显的传递了一个信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检查系统、公安系统胡乱抓捕民营企业家,尤其是胡乱的针对一些经济纠纷进行泛滥的抓捕,造成经济发展非常大的伤害,也造成很多人轻而易举就被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夺走了他们本该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我们知道,法学博士出身的张军虽然几十年来一直在从政,但跟一般捞取文凭的官员还是不同,他早期就在吉林大学受到比较好的法学训练,后来一边工作一边进行法学理论学习,最终在武汉大学取得了刑法法学博士。他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司法官员,几十年下来,他从法院到司法部、检察院,成为中国现在最高检察长。
他这段话应该不是一个随意性的谈话,而是具有法律性的指标意义。大家很清楚,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以法治建设为名设立了大量的恶法。在现代的法治社会,如果一个法律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那么整个法律系统很有可能就变成政党的利益,甚至变成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工具。最近几十年中间,中国的公安系统、检查系统,尤其是纪委、监查系统,以经济犯罪的名义胡乱抓捕大量的党员干部和一般民众,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造成中国社会实际上「谈法色变」。张军的讲话大背景是,现在需要通过减少抓捕民营企业家来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环境,因为经济的下滑已经使很多人丧失了信心和动力,如果再加上随时都要抓捕你,民营企业家就更加没有动力。
张军这番讲话无异于给民营企业家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这几十年间抓捕了多少不应该抓捕的民营企业家,把很多的经济纠纷任意用严厉的刑罚处理,判刑的依据、检察院起诉的依据、抓捕的依据往往标定额比较小,真正判刑起来往往判得很重,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遍布中国各个地方,各个监狱监禁了被判刑的很多企业家和经济纠纷所产生的囚犯,他们应该尽快地得到减刑,甚至尽快释放。
我最近看到一个案件,在洛杉矶的一个华人曹维纲(音),由于跟别人在字画上有一些争执,结果北京的检查系统把他抓捕,北京法院把他判刑十几年,现在他在甘肃服刑。而在上海服刑的一位美国华裔企业家胡明(音),他把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到中国去,由于与辽宁的合作伙伴产生商业纠纷,结果对方动用法院、检察院的势力,把他判了15年还是20年。这么重的刑,完全是利用法律的名义制造了一大批这样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人数非常之多,量刑非常不当,有很多案子根本就不应该起诉。
我希望张军先生的讲话不仅是站在检察院的角度不应该起诉、不应该抓捕,而是整个的政法系统应该对过去十几年以来的经济罪案重新审理,能释放的尽量释放,在释放和不释放两可中间尽量释放。
法律被滥用是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华为最近出现的李洪元先生的案件,他作为劳方和资方产生的纠纷,这种纠纷往往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我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甄别是华为错了还是李洪元先生错了,因为这里很多事情现在缺乏非常有力的证言证词,只是现在舆论上进行大规模道德式的审判。我们知道,在劳资纠纷中间,法院或者劳工政策部门往往是偏向劳工,因为资方的势力比较强,在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倾向,但这并不等于可以任由劳方来敲诈勒索或者提供不实证词,否则的话,资方就没办法把企业经营下去。
虽然我们不能一时判断是李洪元先生的问题还是华为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既不在华为也不在李洪元,而在公安系统、检查系统。为什么把这样一个简单的劳资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即算是华为报了案,真正抓捕的权力、真正让人失去自由的权力是公安部门、检查系统。华为的问题现在争来争去,其实都是在道德层面上,都是在很多人并不真正完全掌握情况之下社交媒体的自由表达,对案件真正有仲裁权力的是劳动仲裁部门。或者你要进行法律诉讼,也不是简单的把当事人抓起来,让他失去这么多天的自由。所以,核心问题是恶法的问题,对中国的法律不能建立起信心,就是法律成为了党的工具,成为了一批既得利益者的工具,成为了政法系统任意使用的工具。
今天的另外一个消息,《南华早报》一篇文章披露,负责新疆事务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先生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了现在新疆存在的真实问题。在新疆,不仅是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冲突,不仅是维吾尔族人存在很多的怨言,同样在汉人干部的内部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陈全国这种错误的政策之下,乱抓乱捕,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使几十万上百万的少数民族被囚禁,成为世界级的人道灾难,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也使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了对维吾尔族人权特别关注的法案。把新疆整个变成一个监狱,那些负责监管少数民族的汉人干部也受不了,无休止的在紧张状况下工作使他们心生倦意,希望尽快退休,离开新疆回到内地。现在新疆的汉人不是增加了,而是急剧减少了。新疆的汉人尽量先把自己的子女送出新疆读书,而且不要他们再回到新疆,在新疆的汉人也想尽办法调到内地。而在内地的官员或者是学生,如果要求他们到新疆工作的话,往往非常不情愿,甚至很多人宁愿冒着被开除党籍、降级的处分也不愿意去新疆。因为到新疆不但没有荣耀感,而且在新疆处于非常大的人身安全危险,同时在新疆干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新疆问题的出现,虽然不是陈全国一个人的责任,但陈全国所主政新疆这几年所建立新疆集中营,已经造成了现在很难以解决的人道灾难,也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非常大的伤害。诚然,新疆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但是先把陈全国拿下来,让陈全国承担应有的责任,这是习近平可以立即办的事情。
今天我访问了一位写《习仲勋传》的美国学者唐志学博士,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博士,威尔逊中心的研究员。根据他的研究,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共新疆分局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新疆区委书记)王震和新疆分局的宣传部长(相当于现在的新疆区委宣传部长)邓力群,两个人在新疆推行极左政策,不听上面的意见,强行对付少数民族,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这个时候,主掌西北区工作的习仲勋果敢地斥责了王震和邓力群,后来把他们迅速撤职并调离新疆。正是因为习仲勋先生的这样的处理,使新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以平安,民族问题大大化解。这样一种历史经验之所以值得习近平吸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习仲勋就是他的父亲。
汪洋给习近平的报告能不能让习近平尽快纠正在新疆的错误,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们希望能尽快得到中共中央免除陈全国的职务的消息,让新疆的希望重新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