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王全璋与刘强东孟晚舟案件:法治与文明的差别

法官有时是政治家与政治辅导员。 中国与西方的司法有可比性吗?

王全璋、马建和加拿大公民的案件在中国审理。他们各自案情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在此之前,刘强东在美国被免于刑事诉讼,孟晚舟在加拿大获得保释。从这两个案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司法独立,司法也并非没有缺失:检察官可能胆怯,律师水准对案件走向如何有影响。法官有时是政治家与政治辅导员。

中国与西方的司法有可比性吗?

从法院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大家好!在美国,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大报的记者,你往往会经过这么一个历程:你的师傅或者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同事,首先让你去跑法庭。法庭,反映一个社会最复杂的生态,因为很多的矛盾就集中在法庭里面体现。不是在国会,不是在总统府,不是在各种光鲜的舞台上,不是在各种宴会或者聚会上。在法庭上,可以看到人性的污浊,可以看到人性的辉煌,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刘强东涉嫌性侵:检方不起诉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很多法庭的案件。今天的媒体报道的手段,使我们不用亲历法庭的现场,也可以即时的看到法庭的表现。

刘强东案件我们追踪了很久,结果呢,美国明尼苏达检察官居然没有经过对原告或者当事人的讯问——无论是对刘强东和他的律师,还是那位女生和代表女生提告的律师。检察官,而且不是一位检察官,是四位检察官,做出了共同的决定:不提起刑事诉讼。

这个案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女方故意设了一个圈套,或者是找到了一个碰瓷的机会;有人认为刘强东是运用了他的财富,或者是他的影响力;有人认为是明尼苏达的当地政府担心,如果面对这样一个富人来审判的话,明尼苏达这样一个比较落后、寒冷的地方,就更不容易找到投资。也有法律专家认为,面对刘强东强大的辩护团,面对明尼苏达公共资源有限的现实,检察官们感到胜诉的比率很低——何况,在明尼苏达这么一个地方,很多的性侵案,长期以来是不了了之。

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了解到:美国的司法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完美,即算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们需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当我们中国走向独立司法的一天,也没有大家想得那么浪漫。这并不是为现在中国的司法进行辩护,而是认识到一种现实,司法在文明社会里面也有暗角。

孟晚舟保释听证会

相比刘案,大家更多地注意到了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皇家骑警逮捕的这个案件。加拿大是应美国司法当局的要求对她逮捕的。尽管加拿大和美国有完善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引渡条例,但是需要一个法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在西方司法里面最常出现的情形:去逮捕你的时候非常严肃,气势汹汹,可能FBI拿着枪就冲进了你的房间。但是24小时之后,或者是稍长一点时间,你很有可能就会被担保。这不仅是节省了司法资源,也是在漫长的司法调查过程中间,考虑到被告的尊严。

我们看到加拿大法庭是如何就孟晚舟的保释进行听证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出乎我们的意料。很多细节由于案情的需要——证明被告个人的人格,证明她可能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被挖出来了。什么护照问题、居留问题、家庭状况的问题、朋友的问题、公司的信用问题……

延伸阅读:华为董事长宣称:遵从法律以不变应万变

华为董事长梁华12月25日星期二对媒体说,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华为不会因为环境复杂和挑战放弃追求,将继续坚持合规运营,以法律遵从的确定性,应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和制裁法律法规。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梁华表示,在本月初加拿大事件发生后,目前公司运营一切正常,经营业绩很好。

应美国的引渡要求,加拿大在12月1日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拘押。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美国对伊朗实施的贸易禁令。孟晚舟在经过几次法庭听证后,已经于12月11日获得保释,等候引渡的法庭程序。

由于担心华为受中国政府控制,在其网络设备中可能预置了能进行间谍活动的“后门”,构成危及国家安全的风险,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已经禁止使用华为的5G技术和设备。

对于外界的安全疑虑,华为坚决否认。华为董事长梁华说,华为将投入20亿美元用来构建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梁华说,华为投入巨额资金来保障网络的安全,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而是面向全球经营的需要。他强调要把公司对网络和业务安全性保障的责任,置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之上。

尽管美国等一些国家禁止使用华为5G技术,华为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拿下26个5G商业合同,并且向客户发出1万多套5G基站。梁华说,如果华为做得好,客户就一定会选择华为。

华为表示,2018年的总收入将超过1000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8%。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如果你有人告诉你西方人是喜欢打官司的,那是大错特错。其实西方人最害怕的就是打官司。因为打官司不仅耗时长久,而且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弄得不好甚至要破产。如果法庭必须要证明你是可信的,或者需要证明你是撒谎的,它就会对你的人格和人品进行检视,这个时候,你的任何的缺点完全可能被放大。

通过这个保释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法官的表现。有人很奇怪,当被告提出来的保释金是多少多少万的时候,法官的帐面裁定还低于申请保释方的要求。实际上,在一个完善的司法国家,法官不仅是进行司法的审判,他同时可能也是一个政治家,有时候他就是一个领袖,有时候就是一个道德辅导员。所以,法官的一些判词,不都是冷冰冰的法律的训辞,有时候是一种道德的指引,有时候就是一种人性的光芒。所以,了解西方的法庭,你就会知道西方法治的缺失,西方文明的高度。

王全璋和马建庭审

在这些天,中国也展示出了更多的司法案件。像709案人权律师王全璋,经过本人和家属如此漫长的时间的煎熬,终于开庭了。

然后,拖了很久的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案子也做出了一审判决。在这个时候,中国进行了所谓的人质外交。突然间,加拿大好像成了在中国坏人最多的国家。一下子抓了一个、两个、三个,听说最近又要审判一个关于贩毒的案件。当然,贩毒在任何国家里面都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在中国和加拿大这么一个司法对抗,甚至政治对抗的当口,这个案件会得到公正审判么?嗟!其实中国的任何案件在我看起来,都不是公正的审判。不是说被告有罪或没罪,单是司法程序,我就对它没办法充分地相信。中国没有正常的保释,中国更没有律师可以进行辩护——王全璋的这个案子就尖锐地反映了律师在中国的真实的状况。一个律师都能受到不公正的审判,那些没有辩护权利的被告是怎么一个处境?别说一个加拿大人在中国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就是堂堂的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建,这样一个掌握无限公权力、无限检察权力,在暗地里作恶多端、表面上堂堂的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资深的副部长,都被判了无期徒刑。

延伸阅读:原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涉贪,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涉及国家秘密,审理过程不公开

今天下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涉贪案。马建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马建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和内幕交易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马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由于马建案的犯罪事实与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8月16日依法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并在今天宣判刑罚。

他是有罪吗?他是贪污了吗?他是滥权了吗?这些案件的本身都不值得我去追究。我要追究的是,这样一个官员,为什么在这么长时间没有被保释?为什么不能在没有恐吓的安全情况之下得到正常的辩护?

司法和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追求的目标,中国也不例外。习近平一上台,提出了「法治中国」,要建立一个法治的中国。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有可能会滥权,检察官有可能没有履行职责,律师未必有真正的能力为被告辩护。但是,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一个最起码的基础就是司法的独立。没有独立的基础,律师再有辩护能力,法官再有道德水准和判案的经验,检察官再有勇气,能得到正常的司法程序吗?而中国的法治之所以不能成为法治,我之所以认为所有的被告和被审判的人都是无罪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司法程序的审理——因为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的,中国的司法是被党控制的。只要党控制它一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的司法抱有任何的希望。

所以,对中国的司法,不是批评的问题,不是某一个细节的问题,不像我批评明尼苏达的问题,不像我们批评其它案件的问题。中国的司法,只要还在党的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整体否定,根本否定和彻底不信任。

谢谢大家。

结语

“法庭,反映一个社会最复杂的生态,因为很多的矛盾就集中在法庭里面体现。不是在国会,不是在总统府,不是在各种光鲜的舞台上,不是在各种宴会或者聚会上。在法庭上,可以看到人性的污浊,可以看到人性的辉煌,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美国的司法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完美,即算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们需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当我们中国走向独立司法的一天,也没有大家想得那么浪漫。这并不是为现在中国的司法进行辩护,而是认识到一种现实,司法在文明社会里面也有暗角。

中国的法治之所以不能成为法治,我之所以认为所有的被告和被审判的人都是无罪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司法程序的审理——因为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的,中国的司法是被党控制的。只要党控制它一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的司法抱有任何的希望。对中国的司法,不是批评的问题,不是某一个细节的问题,不像我批评明尼苏达的问题,不像我们批评其它案件的问题。中国的司法,只要还在党的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整体否定,根本否定和彻底不信任。”

——何频(@nyhopin

延伸阅读:刘强东的“正义”,中国特色“Me Too”运动还能走多远?

《纽约时报》在2018年7月一篇报导中国Me Too运动的文章中,一开头用短短的一段话里明确传达了中国女性在性侵、性骚扰事件中的劣势与无奈。而刘强东涉嫌强暴案,美国明尼苏达检方宣布不对刘强东提起诉讼,有一派人认为,美国的司法系统让有钱人逍遥法外,甚至代表了“MeToo”运动的挫败。但《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刘裘蒂表示,众多性侵指控案有其共同处,也有个别性,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如何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性别不平等的现实,意识到性侵和性别歧视背后的的文化与权力结构,并最终通过舆论和法律的力量推动变革,才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距一场真正的Me Too运动还有多远?

这些女性讲述了被老板和信任的同事强迫发生性行为的经历。她们谈到自己的朋友会避开她们,当局也劝告她们不要报案。她们记得有人告诉她们,如果说出去,她们的生活就完了。

《纽约时报》在2018年7月一篇报导中国Me Too运动的文章中,一开头就这么写着,短短的一段话里明确传达了中国女性在性侵、性骚扰事件中的劣势与无奈。一个个涉及性侵或性骚扰的事件,接连在公共空间曝光,从大学教师到公益人士,从媒体圈到文学界,从宗教领袖到商业菁英,这些事件指涉的对象都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

然而,随着春晚老面孔、央视主持朱军性骚扰女实习生事件很快就在网上被抹掉了痕迹,以及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美国涉嫌强暴一案以不起诉而暂时宣告落幕,似乎显示着无论是在中国国内或是国外,当中国的知名人士扯上性侵或性骚扰案件时,事件都会呈现出一些独特的面貌。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情况相比较时,这些面貌似乎与中国社会的性别现状有着深刻关联;即便Me Too运动也在中国发酵,但这些既成事实却也不断地提醒人们,中国距离兴起一场真正的Me Too运动,究竟还有多远。

MeToo运动席卷全球,中国性侵案一一浮上台面

2017年10月15日,好莱坞金牌制作人韦恩斯坦性侵丑闻曝光后的第十天,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性侵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Too'的状态,人们也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任谁也没料到,当天“MeToo ”的主题标签在推特上就出现超过20万次,一场铺天盖地的“MeToo”运动,瞬间席卷全球。

这场风暴也在中国兴起,早在2017年5月爆出北京电影学院性骚扰事件后,2018年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事件、4月北京大学教授沈阳事件、7月公益组织创办人雷闯事件、前《中国新闻周刊》编委章文事件、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事件等,显示出中国浮上台面的性侵案件,已从高校范围延伸到校园外,因而激起公众更大的怒火,让更多女性愿意站出来检举;不过却也更突显出中国女性在社会权力规则下所遭受的那些更隐蔽、更常态的不公待遇,即便一些事件已经有了结果,但更多案件则是陷入了泥沼。

刘强东案与中国Me Too运动有何关系?

再将焦点转向刘强东涉嫌强暴的案件,日前美国明尼苏达检方宣布不对刘强东涉嫌强暴案提起诉讼,有分析指出中国国内有人认为不起诉代表美国司法系统的公正,在正具有瑕疵的情况下,以不浪费公共资源为优先考虑;但另有一派认为美国的司法系统让有钱人逍遥法外,甚至代表了“MeToo”运动的挫败。

那么,刘强东在美国卷入强暴案件到底与中国的“Me Too”运动有何关系?尽管刘强东看似逃过了刑事指控,但这并不代表刘强东在民事诉讼范畴能全身而退,《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刘裘蒂在其评论文章中谈到,刘强东本身发出道歉函同时,他的律师发出了一封很长且具有攻击性的声明,指责女方在两厢情愿的性行为之后向他敲诈勒索。刘强东背后,不但有强大的律师团队,也有威力强劲的公关团队,这封信的作用不但是为他自己洗白,也似乎想在心理上吓阻女方提出民诉。

荡妇羞辱和兄弟习气成为施暴通行证,朱军事件“被消失”

综观中国这半年来爆出的性骚扰和性侵事件,吓阻被害方是加害方的应对手段之一,更有加害方以“荡妇”来羞辱被害方,尤其在公益组织创始人雷闯爆出性侵事件后,“荡妇羞辱”似乎成为施暴者的通行证。 BBC中文网的报导指出,中国女权学者李思磐表示,一些公益从业者对“雷闯们”的受害者进行了无底线的荡妇羞辱和无情的攻击,与他们反歧视社群、儿童反性侵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反差强烈。

对于这些荡妇羞辱和兄弟间的维护行为,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认为,兄弟习气在NGO、公益和媒体界、自由派群体中蔚为普遍,着实造成性别歧视的酒桌文化和圈子文化,相互以性剥削和性占有为战利品之荣耀。如果“Me Too”运动不以此为超越个人的文化反思,则难以深入。

央视主持人朱军也是很有指标性的个案,有分析指出,当“Me Too”遇到朱军,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位知名的央视主持人被爆性骚扰女实习生,但相关新闻很快就被删除,微博上也找不到关于朱军猥亵、骚扰相关的话题,好像从没发生过。关于朱军事件在网上“被消失”,更暴露了一个体制上的缺失,尽管“Me Too”运动有从校园蔓延到职场的趋势,但在中国以男性为主导的结构无处不在,“强暴文化仍然很强大”。

政府审查、权力结构扭曲,Me Too在中国举步维艰

而更重要的是,有报导指出,中国政府本身对“Me Too”运动也采谨慎态度,一些官员甚至对它的外国根源感到不安,将其视为颠覆力量,视为破坏社会稳定;《纽约时报》提到,尽管性骚扰指控在中国成为议论焦点,但在政府的审查下,加之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经常羞辱性侵受害者的社会里, “Me Too”在中国仍举步维艰。

BBC中文的报导提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的说法,“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是有所区别的,“power”通常指公权力,是向外实施的,“right”通常是个人范畴,用来抵御外部力量,而“power”的合法性在于为合法的“right”

提供保障和保护。但在现实世界中,“power”时常非但不能保护“right”,反而是侵犯和剥夺“right”的霸主,中国社会中“权力(power)通吃”的规则导致性侵害泛滥。

从中国陆续曝光的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看来,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当中权力(power)

的差异以及强权者通吃的扭曲规则,教授与学生、公益组织的领袖与志愿者、央视主持人与实习生,后者在前者的权力压迫下,忍受侵犯、无从申诉;报导更提到有消息人士指出,已暴露的侵犯更多是偶发性的,而在体制内,类似侵犯则已到经常性的地步,但是权力结构严密、权力差造成的压迫更大,被害者甚至连申诉的意愿都没有。

刘强东的“正义”不代表Me Too运动受挫

最后回到刘强东性侵案,刘裘蒂在她评论文章最后一部份谈到,若以爆发“Me Too”运动的美国为切入点,从韦恩斯坦到福克斯新闻高管,性侵案长久以来遵循着一种类似的轨迹,那就是受害者噤若寒蝉,甚至即使在控告之后,检察官仍不愿提出告诉,因为有钱的被告方总是有门路。这些大腕都有漫长的被控告史,但他们总坚持女方是自愿的,即便诉讼过了数十年才成形,这些大佬们仍认为自己没有错,权力使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理所当然,而他们周围的人也成为帮凶。

刘强东当然是握有特权的大佬,大佬有权追寻他的正义,许多论者认为刘强东没有刑事责任代表“Me Too”运动的挫败,但刘裘蒂认为,众多性侵指控案有其共同处,也有个别性,不能一概而论来论定刘强东案,刘强东没有刑事责任并不代表“Me Too”运动受挫。

我们极有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八月底的那个晚上,在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公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Me Too”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本质上是当下中国社会性别观念现状的反映,到头来,如何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性别不平等的现实,意识到性侵和性别歧视背后的的文化与权力结构,并最终通过舆论和法律的力量推动变革,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无疑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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