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种族歧视在美国依旧存在。而在中国,不只是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使美国总有冲突,而中国是全民冲突。
去年流传的政变说,四中全会难产说,均是政治虚幻,人们只是借此发泄怨气罢了。 这种怨气与法国的黄背心,英国的脱欧,美国的修墙不同,是政权面临被颠覆的能源。
习近平对此的危机感,明显反映于他今天在省部级主要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居危思危,既要防黑天鹅又要防灰犀牛。
2019年是习上台之后风险最大的一年,不仅经济掉入28年来最低速增长,而且压制的矛盾可能借六四30周年,建政70周年爆发。
与1988年,1989年不同,中共现在作了防乱的严密布署。不过,人们现在的敌意更重了。
我有好几个梦想
大家好,每一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曾经去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去看一下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地方。有一些伤心的地方你是不忍去看的。但是每一次去亚特兰大的时候,我都尽可能去到马丁・路德・金的故居去看一下。
很不巧,好几次我去的时候,马丁・路德・金的故居,那一栋普通的房子都是关着门。可能参观的人不多吧,于是我一个人到后院里面走一走,去感受一下,他们一家曾经的欢笑。几条街之外,是他和他夫人的陵墓,然后在对面,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馆。如果你去亚特兰大的时候,你可以去CNN的总部看,你可以去可口可乐的总部看,但请也一定去看一下马丁・路德・金的纪念馆。
马丁・路德・金,他不是一个完人。他曾经也有过非常曲折的人生经历。所以当时的联邦调查局,收集到了马丁・路德・金的一些不能公开的秘密,比如说,他的婚外情。但是,这一份婚外情报告寄给马丁・路德・金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并没有选择,像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希望的那样,自杀。当这份婚外情的报告寄给各个媒体的时候,这些严肃的媒体编辑们选择了不去刊登。
为什么?是这条新闻不足吸引人吗?是这条新闻不会增加它们的销量吗?不是的。是因为在那些编辑那些记者们看来,马丁・路德・金的个人隐私和他从事人权、民权、反歧视运动没有关系。相反,让这样一个事情来伤害马丁・路德・金的形象,最终只会对人权和民权非常地不利。
马丁・路德・金跟我们一样的,都有一个梦想,他的伟大的演讲,就叫《我有一个梦想》。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有一个梦想。
事实上,对于我来讲,不止一个梦想,我希望的不仅是平权,不仅希望有人权,没有歧视,我的梦想还有:没有贫困,没有灾难,没有病痛——我的梦想有一点太多了。
中国人,梦往往就是比较多,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如果一旦没有那么强有力的压制和扭曲,在很多的公平的环境之下,中国人的爆发力,中国人的这种努力的精神,我们中国人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中国所存在的问题,远远比今天美国存在的问题要严重得太多。甚至说,严重性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中国政治危机下的“恶猜”游戏
今天美国的歧视仍然存在,今天美国的政治斗争政治分歧仍然存在。甚至说,有一些现象比早一些年还要严重。但是,美国的司法是这个社会上大家认可的共识的底线,美国的政治仍然是在一种规则的范围之内在运行。
但是中国呢,今天的中国虽然经济上取得了如此令人骄傲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危机远远不是法国“黄背心”那样的危机,远远不是英国的脱不脱欧或者是怎么脱欧的危机,也不是今天美国这样,修不修墙的危机,甚至弹不弹劾总统的危机。
中国的危机是整体上的。中国的很多梦想,从整体来讲,就不能实现,甚至不能谈论。早一段时间,大家所看到网上不断出现的是“四中全会难产”。讲中国灾难是得到很多人期待的一个说法。所以有人说,四中全会难产了,大家跟着去看,看的人很多。大家跟着去传,传播的范围很广。
而且,去年七月份流传非常广的“政变”,“元老上书”,联名信,等等等等,大家都非常热切地传播。虽然后来证明都是无稽之谈,都是缺乏基本上的政治常识,但是人们为什么还那么热情地传播呢?不仅是人们有一种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人们期待着中国产生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有可能是符合逻辑的,有可能就不符合逻辑,它也会发生。实质上,没有什么政变,我做过很多次节目了,我也做了很多次节目说没有什么四中全会难产,根本就不存在2018年要召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这么一个计划。
就在今年年初,一些敏感西方媒体人,根据他们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出来,中国一些地市的人大或者政协会期进行了调整——调整出了一月19号到24号之间的空档期,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推测,是不是四中全会要召开,当时我也有所犹豫。
但是,我觉得如果中纪委会议刚刚召开,而中纪委召开是上一个月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的,难道政治局会议没有决定四中全会召开,就匆匆忙忙要召开一个四中全会吗?根据我的另外一些数据统计显示出来,从政治局到某一个某中全会要召开,时间往往有段距离,至少一个星期,最短的时候,特别的情况之下,也需要几天时间。所以,我说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有可能开的就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专题班。
为什么开这个班呢?我当时说,是因为四中全会不需要那么急匆匆召开,而且四中全会是要看到一定的议程,一定的时间才能召开。那是一个规范性的会议,就跟两会一样的,明明知道没什么意思,但是还要开,因为那是规则。
“法外会议”的缘起与前身
省部级干部这个专题研讨班,是从1999年开始的。它有时候是讨论理论问题,有时候讨论现实问题。参加的人不仅是有中央委员,省部级的主要领导,而且还有中央军委,还有民主党派、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法院、检察院这些领导,所以我后来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法外会议”,因为它既不受制于党的规则:几中全会必须要一年开一次或者两次,一届一般来讲不能超过多少次;也不是适合人大和政协那种规则。
省部级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班不需要受制于两个规则。这就使“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有了更多的发挥余地。最开始这个班只是在党校里面的一个开学专题会议的,由党校主导的会议。第一届,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似乎就是由主管党建工作的常委刘云山,加上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或者是中宣部部长,当时的刘奇葆,开一开就拉倒了。
后来习近平发现这个会不错,这个会实际上可以作为一个动员会,作为一个训示会。
我早几天用了一个词,叫训示会,来表示“为他所用”,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和他的这些最高层的人都会出席,大概刚刚看到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所发出的消息。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黑天鹅”与“灰犀牛”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防止动物大会。那个会很冗长的讲话,你是很难有耐心把那种枯燥空洞的文字读下去的。但是,把它总结成为一个两个动物就比较形象。
中共的语言,我在《点点今天事》讲过,尤其习近平的讲话,都是既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就等于两手都要。
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权力,又要享受;既要名,也要利;既要腐败,也要廉洁。为什么要廉洁呢?廉洁不能让你个人违反党的原则去腐败,而又要把你的腐败纳入到整个体系里面,进行制度性的腐败。
中国的这个逻辑,你仔细去分析一下,非常有意思——用最粗俗的一句话来讲,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当然,把两个动物连接在一起,兽类联系在一起,那有一点有趣。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既要防止“黑天鹅”,又要防止“灰犀牛”。怎么一个飞禽和一个动物出现在了这么严肃的一个训示会上呢?
“黑天鹅”大家知道,讲的就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它在概率上确实存在,有可能就突然爆发。这个“灰犀牛”呢,是个“大概率事件”,它发生起来的危机也很重,但发生前被大家忽视了。
那习近平用这个飞禽野兽来形容今天中共所面临的这个困局,其实还真有几分形象。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发生危机,就是既有小概率,又有大概率。这种危机,你当然可以有很多的不同角度的解读。
若隐若现的经济危机
要说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经济的下滑。经济的下滑,正在达沃斯开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信息,说今年要对全球的经济的预期要有所调整,好像是三点五呀三点几,比原来要调得低一些。
与此同时,中国的统计局,也发表了一个统计数字,好像是,去年的GDP增长是百分之六点几。当然,没有几个人相信那个数字。
但是,中国的经济也不是像某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某一些人,所预期的那样是负增长,是一点几增长。那对这些事情,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作过一些非常粗浅的讨论。
中国的经济,在早几天,明镜有一个报道。沈阳有一个政协委员吧,他说:“什么涨了?去年我只是年龄“长”了。”在某一些行业,某一些地方,或者有一些数字确实反映出中国非常糟糕的经济状况。
但是呢,你要把中国讲成负增长,或者是百分之一增长呢?我相信,国际严肃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认可这样的说法。
但是,经济的危机,确实是非常实在的。而且,这种危机,既跟中国的经济走向下降周期的一种危机调整有关,又跟中共自己主动的对某一些的产业调整有关,或者是中国的产业、市场面临了一个一个瓶颈有关,也跟全世界现在的经济的调整有关。经济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本身的问题。
现在世界各国彼此都连接在一起,美国的经济状况虽然很好,整体来讲很好,但是,消费信心,最新的数字也出现了下降。一月份的股市,按照惯例来讲,会维持一段时间的上涨,但是,川普努力想让它继续维持往前涨。这种可能性其实在降低。
而且,不仅美国存在着政治危机,影响了经济的继续的繁荣,欧洲的“脱欧”的危险,欧洲的振荡,欧洲的很多的问题,几大经济体:中国、欧洲和美国,当然会使世界的经济出现一些危机。
但是,这样一种危机,有没有达到一种像亚洲金融风暴,有没有达到一种美国前几年的次贷危机那种情况?现在经济学家或者经济机构似乎还没有发出这样一种警报。
但是,在中国的情况,可能比大家所看到的经济数字,国际学界所认可的经济数字要严重很多。这一点,我在很多的商人、官员和学者口中,在跟他们私下的交流中间,都会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而经济,恰恰是中共这个机器在六四大屠杀以后能够维持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
政治歧视让中共独揽危机
再有就是中国最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歧视的问题。美国的冲突,前面讲了,马丁路德金,他的一个梦想:美国平权,美国没有种族歧视,美国的社会的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内在的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而中国呢,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民族的歧视的问题。
中国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都属于黄种人,没有太多的肤色歧视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歧视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是从官员到商人,到学者,到普通的民众,骨髓里面所存在的一种精神的价值的危机。不仅是城乡歧视,工人对农民的歧视,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歧视,有钱对没钱人的歧视,还有各种各样的歧视。
你在中国的社会,如果你生活过就知道,中国就是整体来讲,只有有权,有特权,有很多的钱或者是很高的名望,你才会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很舒服的社会里面——别人都是你的奴隶,你当然会感觉到很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民,你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每时每刻,你都会感觉到一种暴戾之气,而这种暴戾之气往往是由于歧视与反歧视,彼此之间看不顺眼所造成的。
当然,最重要歧视反映在政治歧视上面。所谓国家的政治歧视,就是共产党认为,只有它才是中国的领导者,其它人不行。这样就造成了一件一件事情的累积,最后也完全归罪于中共。本来应该是社会上共同来承担这些危机,承担这些问题,但是在中国,既然是党领导一切,你也由党代表一切,那你这个党就应该承担这一切。
社会敌意深重,中共草木皆兵
所以现在,这些怨气最终的激活点,它最终会在政治的事情上爆发出来,而政治的事情爆发出来,中共内部有没有可能分裂出新的力量?现在看不见。中国的勇敢维权人士,他们的维权行动,有多大程度上,能够让中国产生一个立即性的政治变化?现在也看不见。一个又一个的群体事件,会不会形成一种整体的效应,对中国产生一个立即性的危机?现在也看不到。
但是,一件一件的事情累积下来,形成了一个一个节点,而这些节点最后面就有可能借机发作。这就是习近平所讲的,既有黑天鹅,又有灰犀牛。
何况近些年,不仅是存在着经济下滑的这种危机,社会民心躁动的一种危机,而且很多的纪念日——六四大屠杀三十年纪念日,它正好和中共建政的七十年同在一年,还有其它一些年数的一些纪念日。现在老兵出现了维权事件,要求待遇事件。今年是什么?是中越战争四十周年,我还给你们做了一个长的节目,很长,争取会分阶段在二月份中越战争四十年的时候把它放出来。今年有很多这样的特殊日子。
但是呢?习近平发出这种训示,实际上意味着,习近平他的团队已经对这些危机作出了部署。所以,早一段时间,公安部长赵克志讲话,要防止颜色革命;早一段时间,对政法系统的权力的公开宣示;早一段时间,一个研究六四事件的一个学者陈小雅,被禁止出境;早一段时间,赵紫阳的忌日,很多人遭到前所未有的阻拦,不能出席这个会议,不能出席对赵紫阳的悼念。甚至,有四位老兵要到毛泽东的纪念堂去看一看,都被阻止了。
这一些事情都显示出来,习近平把今年变成他掌握权力以后最严重挑战的一年。按照他的说法,要居安思危,其实是居危思危: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在风口上了,已经进行了各种部署。
这种部署,会使中国的维权人士,会使中国的一些民众,会使中国的其它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干部,感觉到前所未有地紧张和被控制——有更多的人就会不能出国;有更多的人,可能你平常回中国没事儿,你今年回中国,就有可能受到更多的追查。
这一种恐怖的气氛已经在蔓延。这样一种对付危机的方式,当然只是把危机转移到了未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机。
但是,这一种危机和1988年、1989年,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1988年的时候,中共的最高层确实出现了某一种的分裂。当时,赵紫阳是主张比较温和地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当时,党对各个高等院校的控制,对社会的控制远远不像今天。当然,那个时候的民众更多地希望政府来主导或者推动法制的进程,推动改革开放,来化解社会的危机。
今天的这个危机里,很多人已经对中共来领导中国的政治变革不抱任何希望。同时,民间和官方的矛盾和冲突和内在的敌意的程度,是1988年根本不能比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景象是:现在跟1988年有很大的不同,跟1989年也有很大的不同。双方的心态都产生变化了,彼此的敌意都增加了。中共当然是继续用全国之力来防止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而在1988年,89年年初,当时的政府,当时的党的系统还没有这个意识。
但是,当1988年,89年的时候,六四大屠杀之前,老百姓对政府还是抱有一些希望,很多的学者还有知识分子都还是希望体制内解决问题。但是,到了最近几年,到了去年,到了今年,就没有多少人对中国的体制自己主动产生变革抱有希望了——敌意已经大大提升了。
这一场演变,这一年将会出现什么事情?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呢?我们等待着看。
但是,我们不希望,或者是很多人也跟我一样的心情——不管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尽量不要流血吧。
谢谢大家。
结语
“在那些编辑那些记者们看来,马丁・路德・金的个人隐私和他从事人权、民权、反歧视运动没有关系。相反,让这样一个事情来伤害马丁・路德・金的形象,最终只会对人权和民权非常地不利。
去年七月份流传非常广的“政变”,“元老上书”,联名信,等等等等,大家都非常热切地传播。虽然后来证明都是无稽之谈,都是缺乏基本上的政治常识,但是人们为什么还那么热情地传播呢?不仅是人们有一种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人们期待着中国产生一种变化。
“黑天鹅”大家知道,讲的就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它在概率上确实存在,有可能就突然爆发。这个“灰犀牛”呢,是个“大概率事件”,它发生起来的危机也很重,但发生前被大家忽视了。
省部级干部这个专题研讨班,我后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法外会议”,因为它既不受制于党的规则——几中全会必须要一年开一次或者两次,一届一般来讲不能超过多少次;也不是适合人大和政协那种规则。省部级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班不需要受制于两个规则。这就使“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有了更多的发挥余地。
最重要歧视反映在政治歧视上面。所谓国家的政治歧视,就是共产党认为,只有它才是中国的领导者,其它人不行。这样就造成了一件一件事情的累积,最后也完全归罪于中共。
这一些事情都显示出来,习近平把今年变成他掌握权力以后最严重挑战的一年。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在风口上了,已经进行了各种部署。这种部署,会使中国的维权人士,会使中国的一些民众,会使中国的其它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干部,感觉到前所未有地紧张和被控制。”
——何频(@nyh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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