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李鹏威慑香港?六四不再顾忌?

昨天我跟大家做《点点今天事》的时候,因为他的家人没有宣布,中国官方也没有证实,所以我们只是说「如果李鹏去世了,那么未来几个小时之内会跟大家公布」——果然公布了:李鹏死了。

李鹏这样一个已经离开中国政治舞台第一线的中国前领导人,他的死亡仍然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中共的官方媒体的报导的下面,像《人民日报》或者是其它地方,有几万条的评论被清空,中共似乎不希望这个事情引起大家的评论,甚至听说有一些平台的点赞都被关掉了。

李鹏这样一个人物,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似乎已经没有真实的影响力。但是,作为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他的死亡其实对今天的中国政治,甚至未来一段时间的政治走向还是有一些指标性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追究他的历史责任。

人们很快从中共的高规格讣告上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信息——不但是给他特别高的评价,还把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主要责任放在李鹏身上。而这一点,是过去邓小平、杨尚昆去世都没有过的「荣耀」——这个荣耀当然是中共官方的荣耀,在民间看起来,那就是耻辱。

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的官方和中共的领导人一方面压着六四事件不平反,压制六四死难者的调查,压制人们寻求六四事件的公正的评价。另一方面,中共的官方媒体和各种各样的官方文件中又似乎不要给六四镇压留下重要的印记,尽量回避提到六四事件。

每一年的六四周年,中共并没有重新提起这场1989年6月4号被他们镇压的运动,如果这场运动真正像1989年六四的那么一种定性——对于中共的生存,对当时中国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他们基本上回避提及六四事件?以至于在90年代初期,参与六四决策或者是后来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关键性影响的元老们一个一个去世的时候,都尽量不提到六四——邓小平和杨尚昆尽量的少提及,陈云和其他领导人去世的时候也是尽量的不提。相反,还有一些流传出来的各种回忆录和隐晦的资料,都显示他们试图在六四事件中间撇清自己的关系,或者澄清他们的角色没有像外界流传的那么重要。他们的子女或者他们本人也非常清楚,用坦克和军队去镇压学生和市民是永远不可能赢得人心,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荣耀。

今天李鹏的去世,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很长时间,在中国权力的第一线的序列里面,他是排名第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高度的评价中间,对六四事件似乎不再忌讳。对于这样一种论定,有的人解读成为这是对香港的一个严厉的警告。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把六四的这样的不惜一切代价给希望通过抗议示威实现政治诉求的香港市民的警告——如果在需要的时候,中共最终也会派出军队镇压民众。

这也是过去一些天来很多人的担忧。大家看到了我和陈小平博士在《网言网事》的辩论,陈小平博士作为六四事件的亲历者,认为香港今天的局势就带有一种六四之前的非常恶劣气氛,所以他非常担忧这个事情的后果会不堪设想。

我认为今天香港的局势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不仅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中共领导人也应该非常清醒的知道,如果没有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那么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会做出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今天中国的政治压力就不会那么大。而且在国际社会,由于六四大屠杀当时造成的国际环境的恶劣,甚至招致一些制裁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解除。

六四事件,每到一年六四,三十年来每次媒体都会提及。今年六四30周年就达到了过去最近几年中间纪念的最高峰,我们也不能说明年六四事件就没有纪念了。六四事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耻,始终是最具有耻辱性、最具有全球性、最具有历史记忆的。这么一个悲痛的事件,只要一天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一天的调查不能独立的完成,那些在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死亡者的灵魂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这个事情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无论是多少代、多少年。不会因为中国大陆官方极力掩盖和抹杀这个历史记录而失去记忆,这种历史的记忆已经留存在全世界的媒体,全世界无数的出版物和无数的各种现代方式所记载下来的历史标记永远在那里。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真正有心来推动政治文明,六四事件就是一个不能夸过去的一个坎,而且,如果你要真正的进行中国的政治变革,对六四事件的公正评价就是一个最丰富的资源,而且是最容易被人们听懂的看懂的一个政治信号。

正是因为六四事件,中共的形象和中国国际发展的受到巨大的影响。很多人,像习近平或者是现在在台上的这一代人,虽然他们有时候有一种侥幸心理——假如没有六四事件,那么中国共产党今天就不能执政了,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许比今天要差一些——其实这一种假设不仅是没有依据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政治体制没有进行配套,政治文明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今天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只能靠金钱才能支持自己的力量,在其它很多方面都引起国际社会的疑惑担心,甚至是拒绝。中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没有了到外面撒币的能力,中国在国际社会被抛弃和排斥的可能性就更加增大。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持续地保持比较高速增长的比例,那么中国现在内部的政治冲突也会更进一步加强。经济只是在一时能够软化老百姓的政治热情,或者经济只有在一时让国际社会可以漠视中国人权倒退。

中国人权的倒退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文明,部分是因为六四事件大屠杀而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使今天中国的领导人都没有真正的安全感。虽然他们可能会用经济的手段让一些老百姓感觉到现在生活产生了变化,感觉到经济条件比过去好很多,但是,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和独立的司法,由于政治领导人的选择仍然不是公开公正,更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这使政府的公信力和政权运作的长期有效性、公平性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在有一些人看起来,六四大屠杀换来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并没有一个证据证明,如果没有发生六四大屠杀,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勤劳了,中国人就不会在WTO的过程中间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这个逻辑是不通的。相通的恰恰是我前面讲的,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中国现在还陷入野蛮之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香港。跟1989年六四事件相比,今天的香港明显和平理性很多。89年大家热情、激情、和浪漫超过了很多和平和理性的成份,虽然在整体过程中间是比较和平的,但是,在一次又一次亢奋与悲愤的情绪转换中,一些领袖失去了他们清醒的判断力,使六四事件最终没办法走到共识的方向。诚然,真正的罪行是在中共身上,但是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没有像今天香港市民那么幸运。

因为今天香港的法治基础和言论自由的环境,比1989年六四时候那一批年轻的学生和激情的市民要成熟很多。今天香港主流的抗议示威始终避免了激进的行为,更不存在所谓的暴力色彩。虽然香港在过去一些时间出现了所谓冲击立法会,所谓的中联办的国徽被涂污,所谓的元朗事件,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并不能与今天香港主体的民众所组织出来的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抗议运动画等号。

所以,香港的这一场运动和八九年的运动,严格意义来讲,其实不具有可比性。

从目前情况来看,香港虽然出现了这些暴力的犯罪和团体的犯罪,但都是在香港法律的追究之中。元朗这样一批白衣人的施暴市民的情况,虽然现在情况没有完全查清楚,但是毕竟有一些白衣人已经被抓捕。而跟这个事情有关的《经济日报》的副社长,尤其是立法会委员何君尧,已经成为全城围攻和批评的对象。所以,香港今天的环境其实要比1989年六四之前的北京的市民和学生抗争的环境优良很多,也理智很多,国际社会的关注程度也多很多。

今天香港市民的抗议运动的诉求并不是那么的高远,而是基于对香港基本法的尊重和遵守,恰恰要求落实的是香港基本法,要求的是实行港人治港。他们的政治诉求并不是要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而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当年由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所设计和制定出的香港基本法应该在香港落实下来。

李鹏的讣告,有人说是借李鹏威慑香港,这好像是有连贯性的解读。实际上,我觉得不具有真正的逻辑意义。

给予李鹏讣告高调的原因,一方面是元老们或者元老们的家属们试图把六四大屠杀的责任放在李鹏身上——给予他一个荣耀,然后送他上西天——这个逻辑更符合这些年来我们对中共高层心态的理解。另外,对六四这种严重的定性的重新提出,似乎对六四不再有禁忌,主要还是针对大陆内部的巨大的冲突,期望以此对民主运动产生一种威慑。

实际上,中国大陆已经不具有由学生和市民在和平理性的情况下进行和平示威的条件,因为中国的《游行法》已经成为阻挡游行的法律,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在长期的打压之下也失去了抗争的勇气,至少在目前看起来,他们跟当年的那些勇敢的学生和市民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给予李鹏的最高规格,只是他们的一个自然的政治反应,加上各种元老人物和各种势力都希望给予李鹏最高的规格,从而给六四事件画下一个句号。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句号只是中共官方的一厢情愿,六四事件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仍然是后遗症,而中共并没有从这个后遗症里面得到真正的反省,对这个体制进行真正的修正,反而利用了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来巩固这个体制。

今天的中国体制还是建立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基础上的一个杀人政权的延续而已,只不过他们知道,六四屠杀的符号不要放在他们身上,而要贴到李鹏的遗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