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最近将一些教师解职，至少包括清华大学许章润、北京大学柴晓明、重庆师范大学唐云等，他们政见未必相同，但相同的一点是不能见容于中共。 郭于华、张千帆、高全喜、荣剑、章诒和、朱学勤等人对许章润表示了声援，一封联名信也在连署之中，这些人表现了令人钦佩的勇气，是相对以往，相对人数众多的知识精英，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在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总有很多勇敢者， 至少是很多人心底里存在着愤怒与希望。 而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习近平有收拾不同声音的「自信」？因为，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价值错乱的时代，连文革的机会都没有！
许章润的悲哀：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哀
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的大学最近相继解除了一些老师的教职：至少包括北京大学的柴晓明讲师，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还有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虽然他们各自的学校不同，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光谱也有差别，但是不管是他们左和右，在习近平的几大「自信」之下，都把他们给解职了。但是，许章润教授不仅是被解除了教职，而且清华大学还成立了专案组，要针对他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调查是什么情况呢？许章润教授讲，他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而唐云副教授已经写了一首告别的诗。
柴晓明讲师他实际上是一位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参与了声援深圳工人的争取维权的一些活动，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也是被列为一个不能为政府所接受的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而他们的老师柴晓明也不能上课了。当然，得到更多人支持和关注的许章润教授，因为他在去年发表的文章就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和支持，大家都非常敬佩他的勇气。因为去年中国的宪法进行了修改，习近平所担任的国家主席职务变成了无限期的任期。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政治文明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政治人物不但要是人民公开选举和产生的，而且必须是有任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中国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当然都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是以前至少有一个任期——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的元老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不能再让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没有想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不仅仅是集中了各种权力，而且把他的任期变成无限期。这样一种改变使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感觉到非常悲伤，在那个情况之下，大部分的人也只能是保持沉默——而许章润教授非常清晰地明确地批评了这样修改宪法是政治上的大倒退。当时候他的文章出来以后，很多人担忧他的处境。从秋天到冬天，好像没有声音，大家心里面还有几分欣慰，觉得习近平还有几分宽容之心。没有想到，春天来临的时候，许章润被处分了，而且处分还没有结束。
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勇敢地站出来为许章润教授声援讲话：我最开始看到的是他清华大学的同事，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声援的文章；后来又看到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声援的文章；然后又看到老作家张诒和，也看到了北京航空大学的高全喜教授这些相继声援的文章；也看到了荣剑请许章润他们一起吃饭喝酒的照片，也看到了一些人的联名信。从这些联名信中间，从这些声援的中间，有很多是我们很敬佩的中国的专家、教授、作家，有的也是我的先长或者是我的老朋友，我为他们的勇敢当然感觉到很高兴，同时也有一丝悲凉。
大多数的沉默：文革根本不会再来
这种悲凉就是，像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堂堂的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就是因为发表了一些言论就被解除职务了，解除教职了，而且还要被调查。这样一个大的事件，虽然海外媒体、西方媒体有所报道，明镜也做了几次报道和节目，但是整体来讲，我们的编辑都在感概：为什么这些事情没有引起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微博上，在中国大陆的微信上，热烈议论的并不多；即算是在海外的自由的社交媒体上，好像也不是那么热烈。是这个许章润和唐云他们不值得支持吗？不，就他们的思想深度，就他们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恰恰是最近一两年来很多人都担忧的问题，很多人都批评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种声音不是那么强大呢？原因无非不过是大家觉得「哀莫大于心死」，觉得对待这样一位、这样几位光是发表言论的教授都采取如此严重的处罚——中国现在又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最残酷的时候，在早几年你还可以看到一批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非常好的一些评论文章，也有一些好的报刊——甚至那些报刊你都会感觉到，在印刷品质、从编辑表现方式，跟国际媒体都没有非常大的差别——除了在特别禁忌的话题方面，政治敏感方面不能进行报道以外，但是你看它整体的品质都非常好。但是，现在这样的报刊已经基本上绝迹了，一批优秀的调查记者都消声匿迹了，现在的网络上已经很少看到比较值得看的文章了。而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使社会上的维权活动也是到了一种几十年来最低沉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中国似乎是文革要重新来临了——我觉得文革不会来临，因为文革如果真正来临，至少是允许工农兵可以造反，至少可以揭露中共党政军的官员的问题。所以，文革重新回来这种说法不但不现实，而且是几乎没有可能性。
中共的底气：有钱
那现在的中国社会进入到一种什么状况呢？其实是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状况。人类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残暴，无论是在中国和国际其它国家，都经历了很多的残暴，经历了很多暗无天日的日子。即算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光明的火种总是给大家点燃一种希望，大家总是会想到，黑暗会过去，光明会来临。所以有些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很多人不断地勇敢地和当时的极权进行斗争。但是，今天的中国不是那么一个社会，因为它不仅是黑暗，它同时还非常有力量；它不仅是有镇压民众的暴力的工具，可以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同时它拥有的经济力量可以使它的领导人在国际社会得到很高的荣耀；而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大陆也确实得到相当多民众支持。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使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在残酷镇压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他会感觉到自己有底气，这就是所谓的习近平讲的几个自信——他觉得对付这些知识分子，对付这些不同声音的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早一些年中国很贫穷，中国很落后，中国很多人盼望着一个政治的变革，而政治的变革会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变，会带来自由和民主。但是现在的一些中国人，当他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些西方社会的人日子过得还并不一定比他好；甚至有些人发现，早些年一些国家从独裁从专制转向民主过程之后，有的国家出现的问题比原来还要严重。而中国虽然一方面还是做的所谓的中共的一党独裁统治，但是另一方面他所表现的经济力量是很多国家非常羡慕的——有西方的国家虽然从价值观来讲，虽然从媒体来讲，未必是认同中共这一套，甚至还提出批评——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很少不欢迎中国前去访问，因为中国带去的是支票，向他们展开的是中国大陆的市场。金钱成为了中共进入世界上各个地方最好的通行证。而且，各个国家民主转型的不成功，使他们更有信心，觉得中国还是不变要好；而中国的老百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间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一些好处，一些提升，使他们感觉到可能还需要共产党领导比较好；本来应该有独立思想的中国的这些专家、教授们，他们恰恰在这个过程中间发现，如果他是在美国当一个教授，可能默默无闻，收入也不高。如果在美国当一个大公司里面的科学家，可能也就是薪水还可以。但是他如果同样的能力，回到中国可能拿到的钱，可能得到的荣耀就远远超过在西方。
所以这样一种中国的现实状况，这样的一种国际状况，这样一种在政治转型中间出现的问题，使中国领导人似乎有了一种理直气壮的理由去收拾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这个社会，只有共产党才能把老百姓管得住。而任何不同自由化的声音或者不同的声音都会影响政权的稳定，而政权一不稳定，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得不到保障，甚至社会还会出现很多的冲突，甚至国家还出现很多的分裂。所以这样一种政治信息，这样一种大家的担忧，就成为了中共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对付这些知识分子，对付那些勇敢的人。
错乱的价值观使人无望
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方励之，出现了刘宾雁，出现了王若望，出现了很多知识分子也被当时候的政权所打压的状况。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一旦被打压，他们得到社会的声援比现在大得不知要多少倍，民间给他们的支持的荣耀足以抵消中共给他们的打压。但是今天，许章润教授、唐云副教授、柴晓明他们被处理，社会上声援的声音非常的软弱。因为很多人已经知道，在这个过程中间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保住自己的饭碗是最为重要的。即算是在他内心世界里面可能有一丝同情、有一丝支持，但是能不能发出声音那是另外一码事——何况有一些人已经认为中国还是共产党独裁统治比较好。
这一种价值混乱的情况，还不知道要左右中国多少年，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残酷得使很多人看不到希望。正是因为看不到希望，许章润教授他们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愿意站出来。怎么让中国人重新燃起希望呢？怎么让中国人重新从错乱的价值中间走出来呢？这个要比原来很多人想象的要艰难很多啊，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跟我一样的困惑。
结语
“为什么这样一种声音不是那么强大呢？原因无非不过是大家觉得「哀莫大于心死」，觉得对待这样一位、这样几位光是发表言论的教授都采取如此严重的处罚——中国现在又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最残酷的时候，而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使社会上的维权活动也是到了一种几十年来最低沉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感觉到，中国似乎是文革要重新来临了——我觉得文革不会来临，因为文革如果真正来临，至少是允许工农兵可以造反，至少可以揭露中共党政军的官员的问题。所以，文革重新回来这种说法不但不现实，而且是几乎没有可能性。
那现在的中国社会进入到一种什么状况呢？其实是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状况。人类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残暴，经历了很多暗无天日的日子。即算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光明的火种总是给大家点燃一种希望，大家总是会想到：黑暗会过去，光明会来临。所以有些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很多人不断地勇敢地和当时的极权进行斗争。
今天的中国不是那么一个社会，因为它不仅是黑暗，它同时还非常有力量；它不仅是有镇压民众的暴力的工具，可以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同时它拥有的经济力量可以使它的领导人在国际社会得到很高的荣耀；而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大陆也确实得到相当多民众支持。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使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在残酷镇压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他会感觉到自己有底气，这就是所谓的习近平讲的几个自信——他觉得对付这些知识分子，对付这些不同声音的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何频（@nyh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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