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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等成为接班人!北京市长陈吉宁没声色, 政治局委员与统计局长吵架时,大国形象工程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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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等成为接班人!北京市长陈吉宁没声色, 政治局委员与统计局长吵架时,大国形象工程缺钱

陈吉宁被认为是中共顶尖层级的接班人选,这正是他不露声色的原因。习近平就是一个好样板。 但是,北京市的财政情况越来越紧张,连“大国形象”工程都缺钱了。 这不是孤例,中国有28%的城市在萎缩之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反腐败使官员不作为了。 GDP仍然是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标记,造假是必然的,不同的是造假的程度。 当政治局委员的地方官与国家统计局吵架,谁信谁的?

GDP数据:造假必然 如何找到可信数据

虚假、空洞、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不受监督的一党独裁,给了中共官员不断地吹牛造假的空间和机会。同时,中国的开放又使一部分人有了了解世界的机会,自由的思想在中国也在成长中间,一批勇敢的人士开始批评和质疑政府这些数据、事实。由于缺乏公信力的机制,两种力量在互相拉扯,使社会能够形成共识的空间越来越小。

例如中国的GDP数据,GDP数据长期的这样一种高速增长,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真实的状况,但是GDP这个数字又成为中共官员往上爬的一个依据,所以官员们不断地造假,不断地制造泡沫;另一方面,一些勇敢的人对此提出了批评,提出了质疑,甚至有一些极端的人认为那个数字是完全不能相信。2018年到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的GDP是1%的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这样一种数据在网络上流传非常广,人们不但佩服这些经济学家的勇气,而且很多人也相信这个数据。我对这个数据是有所疑问的,当然,我对中共所公布的2018年6.6%的GDP增长也是有疑问。那我们怎么找到可信的数据,怎么找到事实的真相呢?事实的真相比较难一点,但是数据还是有可能找到。因为还有一些比较中立的经济学家通过一些更可信的数据显示出来,中国的GDP到底是什么状况。

早几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报道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所发表的中国GDP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披露出来,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GDP数字大概有1.7%的虚假程度。这个数字有多大的准确度,至少在我看起来可能更接近事实,但是这些数据的模型还没有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模型更加简单和清晰。我没有看这四位经济学家报告的原文,只是看了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另外一个报告的材料来自于今天的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引用了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做的灯光的研究。看过《点点今天事》的网友知道,我曾经引用经济学家的观点,美国最早有学者根据卫星所捕捉到的城市的景象对灯光的强弱进行研究,来倒推出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兴衰状况。根据《南华早报》的报导,这个研究团队利用灯光的强弱研究了中国3300多个城市,发现其中938座城市的灯光在减弱、萎缩,这样算起来比例达到28%,我希望我的数据没有记错。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间,大城市化的过程中间,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间,现在萎缩的情况达到28%,将近1/3,情况是相当的严重。这也是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出现问题的一个可以依据的一些数据,从具体来看一些城市、一些地方,你可能会更加清晰一点。

北京的GDP和陈吉宁的低调

昨天的《点点今天事》讲到了重庆市的GDP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有6%,全国现在是6.6%。而有一个城市正好跟全国的平均值一样,这就是北京市。北京市的GDP6.6%不是很低,它最近几年也属于一个比较温和的一种状况,2014、2015年是7.3%,波动不是非常之大。相比东北或者某一些省市,北京、上海、广东这些地方的数据比较可信度大一点。

在这个月的7号,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北京市的财政局长吴素芳做了一个发言。她在发言中间叫苦连天,说今年北京的财政是这些年来最紧张的一年,收支平衡最紧张的一年。她举出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外来人口减少。她的老板蔡奇所领导的清除低端人口使一些运输业、制造业、仓储业、加工业外移,影响了收入。第二方面就是房地产交易平淡。当然主要也是跟政府打击炒房有关,房地产的收入减少了。第三个是因为中央要求减税减幅,减少负担。这样的话使从企业里收到的税也减少了。

她没有讲到另外一个原因是反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收入的减少。这一点,在芝加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这几位教授的研究报告里面显示出来了。他们认为反腐败使很多的地方官员觉得,你要签合同,你要办很多事情,你就会遇到很多麻烦,你就有可能被人指责是腐败或者被人举报。使地方官员在反腐败运动中间积极性下降,没有承担、没有责任,这也是造成经济下滑的一个原因。这一点跟早几天的《点点今天事》或者我长期讲的观点是吻合的。就是说,不去清除体制的问题,而你胡乱地去追究一些官员的责任,不仅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打击了官员的积极性,使官员不想给你干活,现在是习近平遇到的最头痛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北京市的财政局长她不敢讲这个事。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全国现在非常普遍。虽然最近中共公布了一些政策,想给这些官员们重新打气,鼓励他们的热情,这会点燃一部分人的热情,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学会当官了。什么运动来,跟着喊几声就可以了,然后去过自己的平安日子,当局长、当副市长、当市长,然后等待着升官,或者等待着平安着陆。其实不仅仅是一些地方上的官员是这样,就是在北京,现在的市长是一个政治新星陈吉宁也是一样的。他从清华大学校长当环保部长的时候是当时国务院里面最年轻的部长,部长没当多久,不到两年就当了北京市长。按照道理来讲,北京市长是最辛苦的市长之一。因为不但要管理北京市,而且上面还有中央各大机关、中央军委国务院、人大政协,全部在这个地方,天子脚下难为官。但是这个陈吉宁很会当官,风头都给蔡奇了,你蔡奇出风头,你去站到最前线。清理低端人口,人家针对的不是北京市长陈吉宁,针对的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所有的骂名都对着蔡奇来的。陈吉宁作为市长反而没事,有人甚至忘记了有一个北京市长陈吉宁。他为什么这样?他觉得如果我做多了,那就抢了市委书记的风头,我不要做。第二个,做多了你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我什么都不做,或者我跟着大家在后面跟着走,就有机会升官啦。陈吉宁就被认为是中国未来最有政治潜力的官员,因为他的前老板,不要说胡和平了,就算现在的陈希,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之所以提拔陈吉宁,那当然是在清华大学里面看上了陈吉宁嘛。陈吉宁这样会为官哪,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不出大的意外,那陈吉宁很有可能就升更大的官了,这就是为官之道。那你既然反腐败,那等于就是不让那些干活的人有机会嘛。你平平安安当一个官,这个荣华富贵就已经享之不尽了,何必去冒那个险呢?所以这就是习近平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然,北京市的财政局长吴素芳女士还没有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北京市面临的压力。有一系列的形象工程,什么一带一路论坛啦,二零二几年还有几个什么峰会啊,2020年还要搞北京冬奥会呀。而且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在青岛杭州,一方面给你政策,原来限制你的政策给你放宽,政策倾斜那是最大的钱。第二方面中央财政给你拨款,所以你可以搞这些所谓的“大国形象工程”。但是现在中央财政也没有钱,所以吴素芳说,你搞这些大国形象工程那北京财政不更紧张么?中央能不能给钱?但是中央现在也没有钱,或者是缺钱。吴素芳是很诚实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地方财政现在的情况。

GDP为纲:官员与统计局争执两端

这些情况怎么办?造假是在进行,吹牛还在进行,因为表面上的数据还是一个晋升的理由。但实际上的真实的情况可能越来越空洞化。现在可能是1.7%的差距,比如说6.6%咱们就降个1.7%,这个大概跟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讲的数字是比较接近的、比较可信的一个数字。当然,你就算是这个数字,在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了不起的增长速度。所以我之前也讲过,中国的经济危机很严重,有基本面的问题、有基本上结构的问题,但是它仍然能够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中国的经济不要高估它,不要相信政府的数字,但是也不能太低估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真实的平衡。

造假这个东西是没办法根除的,因为GDP不管怎么样还是衡量官员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但是GDP是怎么来的?国家统计局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按照道理来讲非常简单,各个省市报上来的数字一平均,那不就是中国平均的GDP的平均值么?但是你去看看每一个省报上来的数字,是平均出来的这样一个平均值么?统计局长和省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他们两个人的职责有很大的不同。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有的还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要靠GDP来显示出来他们做的不是很差,不能像陈敏尔现在这个数据,6%有没有造假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比较丢脸的一个事,所以他当然希望中央国家统计局要相信他的一个数字。但是国家统计局也要考虑到它的一种职业性,也考虑到它的某一个特点呐,它也没办法。一方面要让这个数字稍微接近真实一点,没有那么多水分,另一方面它也要作出妥协。

所以,《华尔街日报》的芝加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报告里面提出这个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种级别的市委书记或省委书记,或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统计局局长,他们如果在数据上产生矛盾冲突那又怎么办?你信谁的呢?或者两个人谁打得过谁呢?那最终的数据到底是采用谁的呢?

结语

“不去清除体制的问题,而你胡乱地去追究一些官员的责任,不仅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打击了官员的积极性,使官员不想给你干活,现在是习近平遇到的最头痛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全国现在非常普遍。虽然最近中共公布了一些政策,想给这些官员们重新打气,鼓励他们的热情,这会点燃一部分人的热情,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学会当官了。什么运动来,跟着喊几声就可以了,然后去过自己的平安日子,当局长、当副市长、当市长,然后等待着升官,或者等待着平安着陆。其实不仅仅是一些地方上的官员是这样,就是在北京,现在的市长是一个政治新星陈吉宁也是一样的。

造假这个东西是没办法根除的,因为GDP不管怎么样还是衡量官员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统计局长和省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他们两个人的职责有很大的不同。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有的还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要靠GDP来显示出来他们做的不是很差,不能像陈敏尔现在这个数据,6%有没有造假都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是比较丢脸的一个事,所以他当然希望中央国家统计局要相信他的一个数字。但是国家统计局也要考虑到它的一种职业性,也考虑到它的某一个特点。一方面要让这个数字稍微接近真实一点,没有那么多水分,另一方面它也要作出妥协。所以,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种级别的市委书记或省委书记,或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统计局局长,他们如果在数据上产生矛盾冲突那又怎么办?你信谁的呢?或者两个人谁打得过谁呢?那最终的数据到底是采用谁的呢?”

——何频(@nyho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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