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最头痛的事，不得不放权了；中国聪明人最擅长做官，处理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手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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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最头痛的事，不得不放权了；中国聪明人最擅长做官，处理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手法成熟

点点今天事

Mar 18, 2019

官制延续：党官管一切

今天一大早，大家在自由社交媒体里面争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成都的七中实验学校食品有没有问题，中共的调查报告和处理的结论已经出来了。在我的twitter上面，大家都进行了很激烈的争论。虽然大家保持了节制礼貌，尽量不用情绪化的语言，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彼此的分歧非常之大。之所以分歧比较大，就是对事实基本上的依据大家就不是很清楚，就是缺乏对事实认定的基本上的可信度，那更不用说处理的结果是不是公平。

中共在几十年以来处理各种各样类似的群体事件都是采取类似这样的方式，昨天的《点点今天事》已经点的很清楚。中共的方式就是抓住几个领头的，杀猴给鸡看，然后让大家觉得政府已经控制局面了，你闹事我就抓你。处理几个事件的领导干部，平息民愤，然后说这个事情是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像网上大家所传的那么大或者那么严重，甚至那个事情根本就不存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处理了人，又抓住了领头的，这样的事情就一件一件就解决了。听说中共在几十年以来，每一年的群体事件都是有几万起，这几万起最终都没有一个形成了燎原之势，使中共下不了台，甚至威胁到了中共的政权。

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和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面，这样一个事情的出现，如果涉及到了法律纠纷，而这个纠纷是跟民事有关的，那彼此就到法院去告民事诉讼。如果政府检察官认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公权力必须介入，而且涉及到一个刑事范围，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么检察官就会进行介入调查，对有关责任人提起法律诉讼。法院进行调查，各方律师进行辩护或者是进行争论，如果不能达成司法协议的话，有时候还需要陪审团。经过漫长时间的审判，进行一个结论处理，形成一个一个的案例。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案例，那么大家就知道哪一些事情可为，哪一些事情不可为。

在中国就不同，中国传统上的方式就是官员来处理。这个官员不是政府的检察官，也不是法院的判官、法官。中国只要是官，就是有权利对这些事情来处理。不是检察官不是法官，我讲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员。那么这种官员在中国的传统来讲，最小的官员叫「七品芝麻官」，因为县以下就基本不管了，中国就变成了家族自己管理，乡里自己管理，那个时候的乡绅或者是家族有声望的人往往就代替法律行事。所以在几十年以前，我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交的学术论文其中讲的就是家族法律法规对国家法律的补充。实际上这一些家族的法律家族法规的丰富程度，比国家的法律还要丰富，还要实用，甚至还要有效。

从一个国家和政府层面，最低的官员叫「七品芝麻官」，「七品芝麻官」就不像现在的官员一样的县官、县长，管教育、管经济、科技、管文化、管环境保护，管这个管那个……不管，七品芝麻官管的就是案件的审理，「明镜高悬正大光明」，旁边站着几个打手，你不听话就把你打一顿，判决也是县官进行处理。

这样一种管理的方式沿用到中共现在都没有改变。虽然中共也有检察院，也有法院，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只是党政系统。其实讲党政系统都不对了，应该就是党的系统。因为政府的官员几乎都是中共自己控制的，所以用党的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其实是比较准确的。既符合宪法，也符合中国实际情况。这些党官就是扮演了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的官员判官的角色，法院和检察院只是在之下的披上了现在的法律外衣的党官而已，不是真正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的话，就使这个党官所承受的责任、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所行使的权力既非常广泛，又承担很大的责任。

为官：聪明人的难处

我们平时候只是看到了官员滥权、官员腐败、官员胡来，并不是很清楚的了解官员本身也有为官的难处。这个难处就是中国的官员像西方那种传统的这种家族的提拔，在中国的官场有没有呢？有，但是主流不是这样。中国的主流从传统社会到今天的中共统治，中共的官员多半都是这个社会里面非常聪明的一批人，而且是受过很好教育或者是专业教育的一批人。大家知道，以前读书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最终的目的就是当官，现在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没有改变这一点。那你辛辛苦苦读书，你可能还是一个很贫困家庭出身的，因为你读书而且你天生聪慧，最终考取了很好的学校。你是一家的荣耀，你也使乡亲们也为你感觉到自豪。你经过了几十年的磨练最终成为了一个官员，成为了官员以后，你是想尽量地保护自己的官位。因为这个官位是你的荣耀，也是你实际的好处，使你得到很多的经济利益、实际的好处、心理的满足，很多的因素。但是由于这个官员本身涉及的权力实在太大、太广，承担的责任很大，涉及的利益面又很多，上面要拍马屁，下面要安抚，各方面要打点。哪一个地方处理的不谨慎，那你的问题就会来了。有人就会给你告状，我相信中国的那些官员你只要是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你哪怕可能是个科长、处长，尤其到局长这个层级，你被人告状告得最多的。各种举报信，那是雪片般地飞向什么报社啦，网站啦，什么组织部门啦，尤其是纪委监查系统，我相信没有几个官员没有被举报过。所以官员他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复杂状况之下——一方面要谨小慎微，不能丢掉这个乌纱帽，不敢有太多的越轨行为；既不敢太嚣张，也不敢太腐败，也不敢太胡来，很多因素纠在一起。其实很多官员做得都是心惊肉跳，谨小慎微。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权力又不受监督，不是真实的受监督——别人是通过一个黑函来对你进行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你难免不去腐败，难免不去享受，难免不用权力去买到更大的权力。而且相信通过权力，通过利益可以买到更高的官。因为官大一级吓死人，你看那些当官的没有？当官的其实很少跟老百姓发脾气，官做得越大，发脾气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当官的。而这些当官的不得不接受这种发脾气，原因很简单，你觉得你不接受发脾气，你可能就没有更多的机会升上去了，可能你的官职就保不了。饱受侮辱，就只好把脾气发到下一级。所以你看到没有，李克强、朱镕基、温家宝这些人都是可以向官员发脾气的，但是他们没办法向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发脾气，都是跟下一级的发脾气。所以官员的心理扭曲和不断往上爬，这也是一种心理。

这些官员不但是很聪明的人，而且他们是读了很多书的人。即算是你不读书，你也是在官场里面磨练了一套应付官场、应付各种问题的能耐。如果你读了书，读的尤其是各种各样中国的古书、古典故事，就告诉你怎么去应付这个官场，怎么去处理这些人情世故。所以中国的官员在几千年的演化过程中间，那真是变成了官精、人精。既有天生的聪慧的智力，又接受了专业的训练，在官场上又打打爬爬这么下来。有人说为官「要三代为官才知官」，不是这样的。我看中国人几年就会为官，因为有非常好的样本，有非常好的规范，而且有非常好的做官的基因。所以我的一些中国朋友以前也是普通的平民，我发现他当了官以后真像一个官样。所以这个为官已经到了中国聪明人群体里面，进入了他们的灵魂，进入了他们的血液。

官场保身规则：不作为

这些当官的在几千年的演化过程中间，学会的最重要的不是进化能力，不是说我随着社会的进步，我要领引推动这个社会往一个更文明、更好的方向去进化，没有。中国的官员具有另外一个特征，比进化还更厉害，就是更容易被同化，或者是具有适应性。他对这个官场有高度的适应性，只要上面做什么，下面都可以响应。你今天往东，他有往东执行的理由；往西，有往西执行的理由，很少有官员出来去反抗，基本上就是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间越来越知道怎么执行。简单地说，知道怎么去应付，知道怎么在下一个弯又来转的时候自己还有生存的机会，生存的一个机率。所以，对中国官员的研究，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一个否定。你就可以发现，为什么中国这么聪明的一批人，读了书的这样一批人，或者说见了世面的这样一批人，他们一旦进了官场以后，怎么会如此地精明、狡诈，能够应付各种场面。这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社会里面缺乏基本上的文明伦理所造成的情况。

这种情况演变到了今天，就变成了习近平最大的一个难题。今天讲到15分钟，其实才讲到问题的核心，前面那些事情都是跟习近平最近几年最大的苦恼相关联。这个关联就是，习近平在上台以后，弄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弄了轰轰烈烈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要中华复兴，要中国梦，要这个那个的。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一些老百姓鼓掌了，一些老百姓支持了，但是官员们非常清楚，在你习近平这种状况之下，我只有一种行为我才能活下来：就是不作为。现在不作为成为了中共的官场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应付你。你去承担责任，你去做事情，你就会被更多人告；被更多人告就可能会有人要来找你谈话，找你喝茶、喝咖啡。弄得不好，抓你的小辫子、抓你的问题，弄你一个贪污腐化没有问题，很容易就把你送进去。所以你看看，当中共号称处理官员越多，处理那么多人数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影响一大批。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人昨天还是局长，昨天还是副部长，昨天还是副省长、省委书记，或者是政治局委员，或者是什么什么，最近就落成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尊严、全家一起受到侮辱的地步，所有的荣耀烟消云散。而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里面大家又很清楚，相当一批人恰恰是敢作为或者是有能力，或者还愿意承担一些责任的人。那些相对来讲平庸，或者是装平庸的人，反而平安无事。

我曾经讲过，中共的这个官场最近几年的处理是非常地不公平，我不是说那些官员本身没有什么腐败行为，而是这种处理的机制本末倒置了。这些官员之所以滥权、之所以腐败，是你这个体制提供的基础。结果你不去修改这个体制，反而去追究官员个人。这么多的官员在这么一个过程中间，是你让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你让他们不管什么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你让他们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让他胆子大了一点、步子快了一点，结果落得什么下场？落得监狱的下场。你这个体制还是党，党永远不犯错误。而他们呢？一辈子就被毁掉了，毁掉了。老百姓是很欢呼啊，老百姓是很高兴啊，老百姓是很幸灾乐祸啊。但是，对于那些家庭来讲呢？家破人亡，荣耀没有了，所有做的事情都没有了。然后，你这个共产党还老神在在。所以这些官员们非常清楚啊，干什么活啊？干活就是找死啊！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应付你、去对付你：开会吧，开会吧，大家不断地开会；发文件吧，发文件吧，不断地学习，真正的事情就没人做了。因为你伦理不清楚，职责不清楚，你所采取的这一套还是弄了几千年的这一套，小农社会的这一套，或者说是传统皇权的那一套，甚至比传统皇权还要糟糕的那一套管制手法。

所以，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的问题，中国的今天的政治的问题，其实根由就在于你这个国家的伦理没有理顺。那中国怎么办？习近平怎么办？现在面对着这一批不断……你让我处理，我就把它处理了，我可以把问题给处理了，把事情给掩盖，就像成都七中食堂问题一样的，没问题，我把它平息下去了。但是人们的怨气，人们的不信任，问题的根由根本没有解决。几万起的这种事情都给你扑灭了，几万件后面的蕴藏的对政府的敌意，对中共的不信任和敌意已经埋藏下来了。所以，习近平现在最着急的就是这个事情。

习近平的头疼事

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是在七八天以前吧，就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看起来很简单，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其实中国的文件大家都不要看，看看《点点今天事》就差不多了，没什么太多好看的。我是瞄了一下，因为我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下。这个文件大概讲的就是解决一下形式主义的问题，就是今年定了一个量化的目标，要减少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会议或者是文件；不要再开会了，不要开那么多会了，不要层层传达，不要层层汇报；不要把这个会议只是把它降低级别，而是要提高级别，非得要一把手出席，非得要怎么怎么样，提出了一系列的明确的规定。而且里面还有一些话，对问责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好像有四点还是几点。其中讲到要精准问责，精准问责后面还有四个字，要谨慎问责。精准这个问题，在精准扶贫里面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精准问责谨慎问责就是不要乱问责了，因为问责不仅是有一些人写黑函、黑信举报你，不仅是有领导在上面批示你。还有的是官场中间内斗的最好的把戏就是你捅我我捅你，一个单位只有一个职位，我们几个人争，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搞倒。贪不贪，谁都可以抓出一些贪的事情出来。所以被问责的官员很多，非常之多，比大家所看到的抓进去的人不知道多多少。喝咖啡、喝茶的很多，而且被喝咖啡、被喝茶、被问责，那你要被重用的机率就很低了，你自己也心灰意冷，很多人就退下来了，早一点退休拉倒。所以，这也是引起了整个的最近几年的纪委胡作非为，监察系统的胡作非为，监察系统还谈不上。纪委的胡作非为把官场搅得乌烟瘴气，搞得大家根本都不想干活，都是互相捅刀子。

这种情况之下，现在习近平通过这种文件实际上跟大家讲，不要搞那么多问责了。精准问责，就是要问责准一点。然后里面讲的还是要慎重问责，就不能有一个检举信，你就随便去查，已经是几十年就有这一套，当时几分钱邮票就可以把一个人查倒查好几个月，结果你失去了你升官的机会。就算是你升不了官，你从此以后背上这个包袱，你被重用的机会就很低，以后你真正的实权就会被拿掉，等等等等。谨慎问责、精准问责，而且对问过责的人要给比较好的出路，如果他最终改正了，还要重用。

最近有一个人重用了，大家看到没有？其实也谈不上重用，其实重用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就是上海的周波。他在2015年不小心跟别人吃了一顿饭，被别人举报了。其实那顿饭我的朋友知道，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是什么大吃大喝。但是周波被处理了以后，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本来有人说他要接上海市长，现在看样子没希望了。上海市长现在还是习近平的人，周波现在调到辽宁去了，当省委副书记、辽宁的省长。唐一军是浙江过去的，高速升官的一个。但是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年龄也到了吧，他是1954年生人，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一个小县。但是他是苗族，他原来在国务院一个部委工作吧，工信部还是什么部。年纪到了，快要退了，辽宁的班子也要换了。那么是唐一军当书记，还是周波当省长？还是还有什么什么调整？不过呢，从周波调到辽宁省去当副省委书记，看样子是在这个职位上是磨练他的党务经验的一个历程。下一步升到正省部级，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他是一个例子，这一次重用周波，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那么对其它地方也是一样的，甚至还提出来说，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就是所谓的具体干事的人，政策上要向他们倾斜。什么叫政策上倾斜啊？那就是一般事情不要查了。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号，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变化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启动重新点燃中国这一批官僚们的信心、他们的热情，然后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大一点，那么去干活？我觉得都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一批官员经过了这些年，看了这么多他的上级、他的同僚、他的下级被抓，其实心里头都很寒了。这个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虽然愿意当官的人还是有，但是当官了以后，这个官员要懂得为官之道，那你就惨了。你就是皇帝再厉害，没有人给你干活。而在你旁边的那些人，未来的历史都会证明，不是奸贼就是奸臣。你皇帝当然可以保持你的英明，但是真正干事情的不是你身边的奸贼、奸臣呐，是遍布在全国各种级别的官员啊。他们的热情能不能调动起来，现在是习近平最头痛最头痛的事情。

结语

“这样一种管理的方式沿用到中共现在都没有改变。虽然中共也有检察院，也有法院，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只是党的系统。因为政府的官员几乎都是中共自己控制的，所以用党的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其实是比较准确的。既符合宪法，也符合中国实际情况。这些党官就是扮演了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的官员判官的角色，法院和检察院只是在之下的披上了现在的法律外衣的党官而已。

这些当官的在几千年的演化过程中间，学会的最重要的不是进化能力。中国的官员具有另外一个特征，比进化还更厉害，就是更容易被同化，或者是具有适应性。简单地说，知道怎么去应付，知道怎么在下一个弯又来转的时候自己还有生存的机会，生存的一个机率。

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的问题，中国的今天的政治的问题，其实根由就在于你这个国家的伦理没有理顺。人们的怨气，人们的不信任，问题的根由根本没有解决。几万起的这种事情都给你扑灭了，几万件后面的蕴藏的对政府的敌意，对中共的不信任和敌意已经埋藏下来了。所以，习近平现在最着急的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习近平通过这种文件实际上跟大家讲，不要搞那么多问责了。精准问责，就是要问责准一点。然后里面讲的还是要慎重问责，就不能有一个检举信，你就随便去查等等。谨慎问责、精准问责，而且对问过责的人要给比较好的出路，如果他最终改正了，还要重用。甚至还提出来说，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就是所谓的具体干事的人，政策上要向他们倾斜。那就是一般事情不要查了。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号，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何频（@nyhopin）